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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无形资产成为现金流的重要资源考克斯圆桌组织全球执行官：“让无形资产成为现金流的重要资源” 《21世纪》：目前热议的“包容性增长”观念也是考克斯商业原则的主要原则之一，因为你在《道德资本主义》中是这么解释的：“原则1强调了利益相关者敏感度：企业应肩负起这样的责任，即通过对所创造的利润在消费者、雇员和股东之间分享，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们也注意原则背后的利益攸关方理论。针对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大型公共企业，你会有什么建议？ 斯蒂芬·杨： 我的建议从概念上来说很简单，但实施起来具有挑战性。此概念就是企业的利益攸关方理论。大型公共企业必须管理利益攸关方关系——不只是底线利润。企业必须关心顾客，而不是盯着他们，当作可以从中骗钱的傻瓜或者是被动的哀求者，必须接受企业决定给他的随便什么东西。第二，企业必须把员工当作道德人来关心——儒家的关爱和交互的关系。第三，企业对贷款人必须诚实。第四，企业必须把供应商视为本企业的有机部分，而不是当作有待被榨取和胁迫的商业对手。第五，企业需要新的竞争战略，提供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一味低价竞争。第六，企业需要尊重社区，不要污染或损害社会境况。 如此，企业——国有的或民营的——将为中国社会的和谐做出贡献。国有企业，因为它们服务于乃是企业主人的国家之公共目的，有更高的义务采取长远眼光，通过提供增加价值的社区产品和服务，支持攸关各方的利益。我在《道德资本主义》各章表明了如何改进利益攸关方关系。考克斯圆桌组织提供这方面的顾问服务，帮助企业达到这些目标。 《21世纪》：在《道德资本主义》第六章，您写道，“对道德资本主义的承诺，需要文化的行动。基于这样的认识，考克斯商业原则在1994年发表，旨在改善全球商业文化”，我还注意到，考克斯圆桌组织最近公布了《山屋声明》(The Mountain House Statement)，就全球经济的管理上应该得到运用的伦理价值观，阐述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社会思想传统的共同立场。而您本人亲自从事与中国传统的对话，比如，附录于《道德资本主义》的论文“道德资本主义与中国道德传统”，以及您最近在考克斯圆桌参与主办的全球对话(北京)上发表的论文“易经：适合于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古代中国的手册”。就此方面，您能否再谈点看法？ 斯蒂芬·杨：首先，我们需要承认文化的力量和重要性。文化无形，看不见，又不可能给它定价。文化远不止于那些我们能够购买的食物和娱乐。文化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羞耻感，我们的语言，自我向他人的呈现，生气时刻，骄傲，自我满足，关心或不关心他人，信任或不信任他人。 文化推动着我们的价值观和态度；文化影响我们在不同取径中做出的选择；文化指导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抱负、我们的忠诚。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善好的行为作为结果，我们就需要研究文化，并在文化的信仰和文化的习规领域工作。 当我们作为人类面对物质世界，比方说在经济危机之际我们所要面对的，我们决定做什么往往来自我们的文化上的习惯和感知。如果我们有好的文化姿态，我们可能会选择努力工作，并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走出困境，由此改善我们生存的物质条件和背景。 语言是我们的深层次文化，它又来自我们所在社会的往昔。正是语言提供给我们客观的精神现实，我们据以整合一个社群的经验。我们的个体性不能逃脱社群的某种影响力和控制力，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活于斯。 因此，要在中国提倡善好的商业行为，就有必要按照中国文化方式来思考和言说商业，言说什么是善好。 第三，不同的价值组合和不同的优先性带来竞争，我们会因此忽视那些在文化上与我们不同的人们的观点和价值观。故此，为了建设一个和平、和谐的全球社会，就有必要去沟通文化间和宗教间的差异，尊重其差异又找到弥合点，使得差异只是一枚共同硬币的两面。那就是考克斯圆桌组织正在做的工作。 《21世纪》：我知道，除了商业原则之外，考克斯圆桌组织还有其他原则，比如政务原则，但知道的人不多。您能否谈谈商业与行政之间的关系或商业与非牟利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斯蒂芬·杨：考克斯圆桌组织认识到，现代社会由三个具有生产力的部门构成：商业、政府和公民社会。不太严密地说，各个部门负责产生某种善：商业为财富创造和个人的生计产生私有的善物；政府则要产生公共的善，比如，安全和法治；公民社会则产生文化和价值观，来指导其他两个部分。 责编：张泽牧  微信扫一扫实时了解行业动态 著作权声明：kaiyun体育官方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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