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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元年 理性的进步
2010 年至少有三件事,将深远地影响中国社会公司化的进程,改变公司 及其利益相关方的心智模式。
2010 年至少有三件事,将深远地影响中国社会公司化的进程,改变公司 及其利益相关方的心智模式。
新年伊始,这实在是一个极格式化的词;不过,在 2011 年的 1 月,要提笔写点什么,这却又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词了。之所以说“伊始”,是因为刚刚过去的 2010 年留下了太多伏笔,留待着新的叙事。
在不少历史学家眼里,上一个世纪几乎就是社会公司化的进程。社会公司化不仅仅指的是大量的私营企业诞生,并且在经济社会运行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力量,社会公司化还包括许多公共职能机构和 非营利组织,他们采纳公司化的治理和运营手段。在此期间,公司的力量根须般无声扎入各个角落,公在重塑社会的同时,也同样被社会重塑。
然而,上述所言的,并不全然发生在中国。准确地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过是刚刚跨过那道门。 在我们看来,甚至可以将 2010 年视为中国公司的元年,我们认为,2010 年至少有三件事,将深远地影响中国社会公司化的进程,改变公司及其利益相关方的心智模式。换言之,2010 年的伏笔将开启中国 社会公司化进程即将到来的宏大叙事。
说来也巧,在我们视为将深刻改变中国商业的三件事,竟似约好般从年头到年尾依次发生:
2010 年 1 月 23 日,富士康 19 岁的员工马向前在富士康华南培训处的宿舍死亡;两个月后,这家 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似乎被诅咒般,在连续三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十几起员工自杀事件,世皆愕然。
人们下意识地反应:这到底是怎么了?于是,我们开始反思效率与速度,在数字之外,我们还应 该关注什么?金钱不眠之时,我们是否要寻找或是重塑缺位的文明?
十年之前,入世盟约将中国与世界绑定,中国商业的发展自此再也无法从全球化中单独逃逸。从焦虑忐忑到发现机会,中国企业开始追求世界级的规模与效率。我们用十年的时间,将泰勒的科学管理法用得渐臻入境,中国制造因开放而盛放,中国制造的标签贴满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本该值得骄傲, 如果没有十三位年轻人的悲剧。
在富士康事件消停大约三个月后,一则上市公司公告将中国最为知名的
家电连锁企业国美电器[2.47 4.22%]的董事会之争,迅速演化为街知巷闻的公众议题。这场大股东与董事会围绕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战,是如此之戏剧化,加之媒体推波助澜,它竟成了一场类似于直播的商业大剧,直接的效果则是吸引了越来越宽泛的人群参与到事件的讨论中。历时两个月的你来我往,个中的是非曲直,紧扣公司治理的制度设计, 也同时触碰了中国文化中核心的伦理价值,比如忠与奸,利与义,礼与蛮。
两个月之后,另一则公告将人们的眼球从国美事件上转移走。腾讯发布公告,在装有 360
软件的 电脑上停止运行 QQ 软件,自此成就了一个网络流行语——我们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腾讯与 360 之争,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公司普遍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心智模式。
企业家未曾去思考的,有些人已经给出答案。
公司的力量在于,通过公司管理实践的进化,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因此,管理的永恒主题总是如何有效地组织众人的活动来利用环境资源,进而实现策略的目标。它永远事关“如何激励个人行为”、 “怎样组织集体合作”、“为什么要顺应环境”、“强调什么策略能力”。但是,对应不同的时代,我们追求不同的目标;同样的命题,我们给出不同的回答。
在过去的十年间,从管理学领先的五大期刊(AMJ,AMR,OS,ASQ,SMJ)发表的研究可以看出, 人的个人心理身份、集体心理身份以及社会心理身份的认同过程成为近十年的关注要点。如果过去的管理可以用“让人更有效率”来概括的话,这十年,管理者最关心的则是:“让效率更具人性。”
如何让效率更具人性?一批学者开启了积极心理组织学(positive organization scholarship)的研究。 他们认为,管理者要以积极正面的心理活动作为微观管理的主要对象,通过积极的语言、正面的互动、健康的目标、鼓励的行动、平等的沟通、正义的程序等方式在组织中普及积极的心理和正面的行为。它们可以推动和滋养个人的“盼望”心理活动。人靠希望以自救。“盼望”的心理情结和能力牵引出勇敢的、坚毅的、持久的个人与组织行为。在极端恶劣和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它是组织自救自新的唯一道路。
高度不确定性,这恐怕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为了应对环境的突然变化,组织得不断地调整和变革。变革要求组织成员解散既定的角色互动关系,建立新的角色和互动关系。而信任则是由混乱快速导入合作阶段的组织原则。但值得信任不是抽象地发生在组织和个人之间。它一定是在两个人的相互关系中被感知、被认识。
不论在企业主与雇员之间,还是股东和管理层之间,抑或是公司与用户之间,“值得信任”是一切可持续的基石。有学者告诫我们,与十年前不同,如今应该超越生存问题去思考:一个国家发展现代 经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构件,公司同样要思考这一问题,这应该也是中国新商业文明的内核之所在。我们不妨称之为:新商业启蒙。
责编：张泽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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