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超越东西方的管理之道

确实，李嘉诚曾经说过，“以外国人的管理方式，加上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以及保存员工的干劲及热诚，我相信无往而不利。”

但李嘉诚所说的“外国人的管理方式”当然包含“外国人的管理哲学”。任何管理方式都是管理哲学的反映。李嘉诚并没有独尊中国哲学。

比如，在对比范蠡与富兰克林的思想境界时，李嘉诚就曾经指出，富兰克林要高于范蠡。他说范蠡的功成身退是为了个人的“虚妄”，富兰克林在美国独立成功后，“让位”给华盛顿，从另一方面协助建立美国体制，是真智慧、真伟大。因此，富兰克林的人生境界高于范蠡。而富兰克林的思想境界，无疑是建立在西方哲学（或信仰）的基础上的。这难道不是表明，西方哲学也有高于中国哲学之处吗？

同样，我们从华盛顿辉煌的一生中也能看到不逊于富兰克林的伟大情操。华盛顿那种为祖国民族利益而鞠躬尽瘁却丝毫不为权力所动的思想境界，在中国，也许只有在尧舜禹之先贤时代和孙中山等少数政治家身上才能见到。而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中，我们所最熟识的，恐怕不是秦始皇式对权力的变态追求，就是范蠡、陶渊明式的“虚妄”隐遁了。

而在李嘉诚的管理哲学中，显然是糅合了中西哲学最优秀的元素。在李嘉诚的管理实践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儒家宽厚为怀的“仁爱”思想，也能看到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李嘉诚在管理中所实践的文化，无疑是一种代表香港文化的新文化。这种建立在中西糅合基础之上的混沌管理，如果贴上中国式管理的标签，实在有悖于李嘉诚管理之道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