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企业不能太浪漫

　　在转型时期，民营企业家太浪漫了不行。现实中，很多不是知识分子的企业家也像堂吉诃德一样，挥舞着事业的战旗，热血沸腾地倒了下去。

堂吉诃德情结加速崩溃

　　企业家的堂吉诃德情结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幼稚导致不辨大局；第二，过度激情导致过早兴奋；第三，远大幻想导致行动冒进。患上堂吉诃德情绪的企业家会使得陷入危机的企业加速走上崩溃的通道。

　　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在经济转型时代，中国的企业家都面临着一个特殊的时期。企业家对事业的理想、热情、执著、有时候会给企业带来危机，使危机中的企业走向崩溃。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当多数企业的崩溃正是由于企业家对事业的执著，对政治的幼稚。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顾雏军是完全为了一己私利才成为阶下囚的，也不能说唐万新是因为私欲膨胀才导致德隆崩溃的，更不能说孙大午的失败与他的个人利益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一些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失败也往往是因为事业心的情结太重。这种情结在一定条件的局限下，只能理解为是一种堂吉珂德情结。

　　中国企业家是肩负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这样一个历史使命的，转型的市场经济就是要追求利润，而追求利润就需要有贪婪，这是一个非常人性的感觉。企业家的道德与普通人的道德应当不一样。他创造社会财富就是道德的表现。如果同时给自己创造了财富，那是成功，而不是什么耻辱的事情。如果连这个基本的常识都不认可，那中国就不会有企业家这样一个阶层。

　　中国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度，但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政治，不是通行概念上的政治，不是主义。所谓的企业政治化，是一个企业承载着政治的意义，承载着官员的政治前途。

与政府博弈，押大还是押小

　对于很多民企来说，经营宗旨第一条就是千万不要对抗政府。你有再大的理想，也不要放在对抗政府上。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对于民企来说的一个难题：当大政府跟小政府博弈，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你那个骰子往哪儿押？是押大还是押小？

　　不管是商业周期也好，宏观控制也好，中央政府要控制全部局势：经济增长快了，它要压一压；有的时候慢了它要放一放。但是，地方政府没有这个责任，它没有责任管全国的经济发展，它的责任就是要在它那个地方做出政绩。我作为一个地方的首长，我要生产总值上去才能当市长、省长，我的重要依据就是地方经济要搞上去，在任期间做几件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事情，能够多年看得见的事情。市政工程能不能搞好、能不能搞得漂亮，老百姓不要告我等等。这些是地方官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个情况下，地方政府就跟中央政府没关系，跟所有宏观都没关系，这个自然就形成了博弈。民企就难了，两头都不能得罪。赌注是押大还是押小？骰子一旦押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不得不与政府调情

　　在中国，企业家做事挣钱还不够，还必须天天不断地去跟不同的管理部门调情。他必须每个都去调情，因为哪个都不敢得罪。

　　中国市场的秩序像什么呢？过去是靠计划指挥，现在市场经济的月亮还没有完全升起来，“日已落、月未升”，所以整个一个彷徨时期，在这个时期就没有规则。在市场经济下，是看不见的手在操纵这个市场；在计划经济下，是一只全能的手；在经济转型期，是一只闲不住的手，没事老折腾，它要不断折腾，创造业绩。这只手导致企业家无所适从。所以整个社会最有生机、最有创新精神、最有建设能力的企业家，也不得不神经兮兮地整天揣摩政治天气。

　　企业的难处是：既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又不能远离政府。在中国，企业的第一难点是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这一点显然是国外尤其是在西方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所无法理解与体会的。能不与政府调情吗？政府的权力显然过大，而且精力十足，在与企业博弈时总有使不完的力气。于是，作为企业一方，企业家总怀着堂吉诃德的精神想搞定政府；而作为政府一方，总是扮演着严父的角色不断地管教孩子——搞定市场或者说企业。

搞定政府与搞定市场

　　政府和市场从本质来说都是不应该被搞定的。政府是一种管制，是一种规则，不应该是一个被“搞定”的东西。市场更是一样，它是所有经营环境的总和，你去搞定一个市场，这在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的环境里是不可想象的。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政府和市场都能搞定，而且通过搞定市场就能搞定政府，或者相反。公共治理不完善的政府，它是可以被搞定的，可以通过利益的交换，通过利益团体的绑架，达到搞定的目的。同样，在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里，可以通过搞定政府来控制市场。

　　在一个可以搞定政府和搞定市场的环境中的企业家，其经营方式应当是非常特殊的。企业搞定政府是为了获得超额利润；政府搞定市场是为了获得垄断利润，远远大于正常经营的利润，甚至在破产中形成利润。不去搞定政府或搞定市场，低头拉车不看路，可能会生存不下去。因此，搞定本身就成为一门生意了。

　　计划经济是官文化，市场经济是商文化，两种文化的本质是冲突的。但在中国更为复杂的文化下，在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两种文化往往形成一种利益合谋，实现彼此地位的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