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美电器控股权之争 公司才是最后的大赢家

黄光裕的权利被还原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美国法学家铂尔曼的这句名言，至今仍是关于法治精神的最佳诠释。

2009年5月11日，在国美电器股东周年大会上，作为第一大股东、且已经深陷囹圄的黄光裕接连投出多次反对票：首先，否决外资股东贝恩资本的三名代表进入董事会；其次，否决董事会对董事薪酬的厘定，显示出对董事会的整体不信任；最后，还否决了董事会“以所购回之股份数目扩大”所授出有关配发、发行及处置股份的一般授权，这直接关乎黄光裕的股权是否还会被稀释。

黄光裕在狱中仍可对国美电器发号施令，遥控国美，确实不同于之前的案例：一旦企业家涉案入狱，其民事权利的行使几乎不可能。尽管谁都无法否认，理论上受刑事追究的犯罪嫌疑人的民事权利并未被剥夺，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具体的制度安排，实践中能实现这一点的少之又少。不应否认，黄光裕作为国美电器大股东的法律地位和法定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并不因刑事犯罪而降低，也不因其“政治生命结束”而改变。

大成律师事务所的钱卫清表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我们都应当肯定这一过去让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它足以作为法治进步的标志。民营企业家在狱中行使相关民事权利，黄光裕可以说是首开先例。据知情人士透露，黄光裕除通过国美公司法律顾问代为传声，警方还开辟一条特殊通道，便于黄光裕参与国美等公司的事务。

为此，黄光裕在向外发表的《我的道歉和感谢》中也提及，“感谢国家和政府，在我接受刑事调查后，尽最大的可能，保护了国美，帮助企业恢复了正常运转，这是对我本人和国美最大的关怀！”

阳光下的斗争

一位资深法律人士认为，这场博弈的意义，是阳光下的博弈。无论控制权争夺双方如何标榜自己，言辞如何激烈，最终遵从的都是股东大会中的选票。博弈始终遵循规则的框架，最大程度地争取战略联盟，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表决权。在没有有关部门介入的前提下，国美权利争战一直都遵循了公司法相关法规的轨迹。这本身即标志着市场经济和现代公司理念的进步。

国美案例的特别之处在于，以往类似的斗争，往往暗中较劲，私下借用各种力量寻求胜出或者调停，而国美的这场争斗，则是在相对公开的环境下以近似直播的过程展开，各家排兵布阵，你来我往，每一个重要举动都以函件、公告的方式晓示公众。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国美电器是一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众公司，借壳于中国鹏润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为百慕大)，受注册地百慕大法律和上市地香港法律的双重监管，存在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和2006年，凭借其“绝对控股”地位，黄光裕多次修改公司章程。2006年国美股东大会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一次最为重大的修改：无需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可以随时调整董事会结构，包括随时任免、增减董事，且不受人数限制；董事会还获得了大幅度扩大股本的“一般授权”，包括供股(老股东同比例认购)、定向增发(向特定股东发行新股)以及对管理层、员工实施各种期权、股权激励等；董事会还可以订立各种与董事会成员“有重大利益相关”的合同。而当时赋予董事会的“超限”权利也最终导致黄光裕自己受固于此，其中董事会大幅度扩大股本的“一般授权”也正是黄光裕要在今年9月28日收回的授权。

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今后企业内部关于控制权的争夺将会越来越多，而此次国美争夺战中黄光裕方面的一些做法会起到不好的带头作用。黄光裕在发家的过程中有一些不太光明的做法，因此黄光裕方面在事件发生后采取了争取舆论支持、洗刷自身灰色形象的做法。但其在争取舆论的手法上却有些过头。陈晓在接受采访时曾透露手机、邮箱都充塞了威胁信息。易居中国CFO程立澜指出，整个过程中黄光裕最大的扣分点就在于黄光裕致员工的公开信——《为了我们国美更好的明天》，过度煽情和错位。其实就像陈晓说的那样当黄家再度将370多家非上市门店作为筹码时，实际上是在把上市公司“工具化”。

就像有关专家所说的那样，如果黄光裕与陈晓以及国美都能“反思”“觉醒”，都能意识到什么才是利益最大化，在黄光裕“老大权威”与陈晓“内部人控制”之后接受治理模式的科学化、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将是最佳的多赢结局，也将是国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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