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义制利:晋商衰落的深层原因

        中国只有三种商人可以长葆不败：一是本身就是官僚或其亲属；二是与官僚扯上裙带关系，三是与官僚发生解不开的黑幕利益

　　纵观国史，能够纵横商界数百年，几历转型而屹立不倒者，首推晋商。晋商的发迹，亦不外盐铁丝茶等大宗货物的坐贾行商；然而它因之生成金融票号，标新立异之处，则为其他商帮望尘莫及。在数百年的行商过程中，晋商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经过近年来各类媒介对晋商的宣扬推崇，其“以义制利”的中心理念已为我们所熟知。

       “义”是先秦经典确立的道德规范，一旦被移用作商人的价值观，就使本来出身驳杂的晋商，具备了儒商的气质。晋商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其课程除了经营必备的专业知识外，与登科应举的士子并无二致。徜徉于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等晋商大院中，观摩其镌刻满墙的圣训经义，彷佛置身书香世家。然而，晋商却有其执拗的一面，为了家族产业的连绵不绝，大多商家宁可抛开千百年以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杜塞宗族子弟的科举正途，此即所谓“业不可废，道唯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例如，清末太谷县有名的东家渠本翘，少时一意科举，遭到其父的厌恶。当他高中解元，打马夸官时，他父亲却当街给他行跪拜大礼，连声高喊“给举人老爷请安”，以示抗议。在家族的压力下，渠本翘最终从驻日领事的显职上激流勇退，返回太谷兴办实业，终成晚期晋商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样的例子还有同在太谷的孔家，孔祥熙的曾祖父孔宪昌以遗嘱作家法，严令子孙“但求读书明理，经邦济世......千万不可应科举”。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治经谨严，平生最崇拜孟子，却从未应举。这种做法，正是晋商的常态。

　　以财力而论，晋商独霸票号业，财力之雄，令洋务派新官商瞠乎其后。但是，洋务运动中创办的许多企业虽然渡尽劫波，却最终代不绝嗣，有的辗转海外，有的则转变为现在的国有企业。而晋商却如沙漠中的暴雨一般，几乎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这又作何解呢？ 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应是春秋战国。多元政治的格局促使诸侯国争相采取商业富国政策。如五霸之首的齐国，即以经营渔盐起家。出身小商人的管仲任齐相时，对各国商人施以优厚的政策，致使天下商贾云集于齐。齐桓公且以霸主的身份，要求各国毋忘宾旅，降低关税。另如郑国，当霸主晋国的使者韩起请郑伯向郑国一位商人索取一件宝物时，郑国执政子产明确答道：“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 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 ，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可见当时商人具有相当的政治地位。此外，范蠡、子贡作为名满天下的英才，皆投身商业而有大成，亦未因此有损贤名，皆是明例。

　　到了秦始皇兼并六国，其重农抑商的政策也被推行全国。汉承秦制，但吕后以下三代统治者皆以黄老无为之术治天下，全国商业得以快速反弹，司马迁《货殖列传序》中记录了当时的盛况。汉武帝为安抚农民，稳定社会，以征发告 钱、盐铁禁榷等手段全力打击商人，为今后两千年定下了重农抑商的基调，“商”正式成为士民之末。商人不得不主动向官僚集团靠拢，如卓文君的父亲听说司马相如是县令的朋友，即盛宴逢迎，这已与现代商人相当接近了。其后两千多年，商人在治世受各级政权的层层盘剥，在乱世虽有国际贸易的机会，却又饱尝兵 之祸。因此，在汉朝以降的中国社会，商人惟有尽可能地向官僚集团靠拢，成为官商，才能取得政治保护伞，使自己的产业立于不败之地。“上下打点”成为中国商人第一件必修课，如唐人元稹诗云：“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定，富与王家 。”这是商人初入长安时的情景，与当今社会何其一致。 反观晋商，其“学而优”的子弟大都被选拔为产业继承人，留在西帮之内，于产业固然大有益处，却失去了为自己培养政治代言人的机会。渠本翘作为晚清的知识精英，由京官而外交官，在官场上积累了相当资源，民初还一度被任命为山西宣慰史，因此他的眼界较高。他主持的“双蝠火柴公司”和“山西保晋矿务总公司”都属于近代民族工业范畴，足见他已跳出了晋商传统的路子。但是晋商的子弟们，如渠本翘者能有几人？因电视剧《乔家大院》而闻名的乔致庸，虽是一个出色的商人，却未能做出有意义的转型，因此乔家票号在民国年间历经冯玉祥、日军、汪伪等几次大劫，终致奄奄一息，最后在解放初期被人民政府接管，结束了长达200年的基业。

　　晋商也不是没有向官僚集团靠拢。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在江苏的晋商即大力帮助官军抵御倭寇；清季几次用兵，晋商都踊跃承担筹办军粮的重任；到了晚清，朝廷财力不继，活跃在民间的晋商主动向朝廷靠拢，或恭迎“西狩”圣驾，或直接借款给朝廷等等。然而，事与愿违，晋商如此殷勤备至，换来的却是以怨报德。因筹办军粮而至负债经营的介休范氏，最终被乾隆查抄破产，兔死狗烹。清末户部积欠晋商的巨额白银，因清亡而泡汤。俄国和日本均欠晋商巨额债务，皆赖帐不还，中国政府却从未给予晋商任何支持。当然，晋商在“庚子之变”时还在竭力向朝廷输诚，足见其见识短浅，较之搞“东南互保”的洋务派大臣如李鸿章、张之洞等，真不可作同日语。其“学而优则商”，毕竟只是学了满脑子的道德经义，因此其票号在兵连祸结中，宁可自己破产，也决不失信于民众。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里，这决计是不合时宜的。

　　晋商的覆灭是可惜的。在中国，只有三种商人可以长袖善舞，长葆不败：一是本身就是官僚或其亲属；二是与官僚扯上裙带关系，三是与官僚发生解不开的黑幕利益千千结。说白了就是两个字——“官商”！这三样，晋商一样都做不到，他们既要以义制利，就难免“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在治世尚能苟延性命，当乱世则任人宰割，如此不败何待！

来源:牛津管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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