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对于如何发放4G牌照存在很大的争论。根据我们的研究,深入思考下面三个问题,可能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一定帮助:(1)国家政策追求什么目标,(2)企业如何取得竞争优势,(3)如何解决国家政策与企业战略可能存在的矛盾。
1.国家的政策目标:见好就收还是乘胜前进
4G牌照的发放涉及很多利益相关者(政府,运营商,设备企业,终端企业,最终用户,其他利益相关者),因此需要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在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中,国家和运营商处于核心地位,需要重点分析他们的诉求和选择。就国家而言,有两个基本选择:见好就收或者乘胜前进。
所谓见好就收,就是考虑到TD-SCDMA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不错的成就,在起步晚、备受怀疑、不对称管制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仍然在我国的3G市场上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2012年底是37%),加上TD-LTE在中移动的大力推动下,发展态势大大好于TD-SCDMA,截止2013年1月底,全球TD-LTE商用网络已经有13个,虽然还大大落后于LTE-FDD的132个,应该知足了,可以考虑给三家运营商都发TDD+FDD两个牌照。所谓乘胜前进,就是不满足于TD-SCDMA和TD-LTE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抓住时机,对三家运营商只发TD-LTE牌照,以此推动TD-LTE的大规模应用,使之成为4G的主导技术,力争与LTE-FDD平分天下。
两种政策,各有利弊。见好就收的好处是,执行的难度比较小,不用象发展TD-SCDMA那样,需要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做很多有风险而且不清楚最终结果的事情,各方面,包括国际上的势力,也包括国内的利益相关者,相对比较容易接受。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见好就收政策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从短期看,李进良教授的“国内运营商搞多种标准带来种种弊端”一文,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因为多种制式并存,增加了技术复杂性,也难以获得规模效益,经济、技术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影响。与此同时,网络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同意李教授的看法。我访问斯坦福大学时,那里的专家对我们发3个3G牌照就非常不理解。
我们的观点是,见好就收政策的长远问题可能更大:在电信产业重蹈覆辙,自主技术创新半途而废,提高本土企业技术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希望化为泡影。我们的研究表明,我国技术创新成效不大,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技术开发不出来,而是缺乏对本土技术的市场支持。这同日本、韩国经济和技术追赶的经历截然不同。他们的经验表明,对于处于追赶过程中的国家而言,为本土企业、本土技术提供相当的市场保护,可能是成功追赶的必要条件。比如,著名创新学者、MIT教授CUSUMANO的研究表明,从1960年开始的大约20年中,日本轿车进口只占国内销售的1%左右。CUSUMANO进一步指出:日本政府的一项政策,即通过限制轿车进口保护国内企业,就使得一项原本肯定会失败的事业变成了一项利润非常高的事业,而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明显但非常关键的关系:尼桑、丰田,以及整个日本轿车工业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的保护。换句话说,开放市场不是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市场保护也不是国内企业竞争力弱的根本原因。这一研究结论,值得我们深思。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需要认识清楚,就是政府政策的出发点是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建议是,自由竞争,“技术中立论”和“市场决定论”。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国对中兴、华为的调查还在沸沸扬扬,最近几个月,欧盟有关单位和人士就对中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中国政府必须保证欧洲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由此可见,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需要“技术中立论”和“市场决定论”?“技术中立论”和“市场决定论”真能够保证中国的利益吗?如果是这样,美国、欧盟为什么不是在所有场合都坚持“技术中立论”和“市场决定论”?核心问题,还是各自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丁守谦教授在“TD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契机”一文中提出的“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这一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
责编:李红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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