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筹划是依法治税的健康因素

　　1999年，国家根据实行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的客观需要，决定从1999年7月1日到1999年12月31日，按规定税率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此举无疑是旨在鼓励企业投资的一项推动措施。

　　然而，某些企业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投资项目已准备好了、或接近于准备好了，却“按兵不动”，就是不开办。原因何在呢？原来他们已得到信息，当年7月1日起“减半征收”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从2000年1月1日开始，将百分之百停止征收（后来政府正式宣布的说法是“暂停征收”）。这些企业于是开始筹划：不如再坚持半年或几个月，待完全不征时再让这些投资项目上马，那时由低税率变为了零税率，岂不更好？——客观地说，只要这些企业由于这种“等待”而发生的总成本（要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市场变化趋势等因素）低于税负的总量，上述筹划在经济上就是划算的。
　　从这一案例引出一个目前在中国经济生活中还比较新颖、甚至常常引起怀疑和争议的概念——税收筹划，西方人也称之为“节税”（TAXSAVING）。

　　市场经济的普遍经验表明，依托于法治的公共财政框架中，纳税人的纳税义务与纳税人的一系列权利（包括知情权、质询权、享受公共服务权、申诉权等，也包括出于本身物质利益的节税权）是紧密相联、缺一不可的。

　　80年代，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考察美国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时，就注意到那里存在着较成熟的税收筹划：有专门的 税务代理事务所、咨询机构和专家，为纳税人提供这方面的服务；纳税人也可以依据从税务机关索取的（包括打电话查询的）信息资料、有关专家撰写的出版物（如税收筹划手册、指南之类）自己做税收筹划。在经济不断发展和税收制度不断完善、也不可避免地趋于复杂的过程中，税收筹划的产生、发展和逐渐规范与成熟，是一种必然的、正常的现象，是“义务与权利对称性”的具体化，从长远看，也是促进税收制度在法治化轨道上运行与发展的一种健康因素。

　　节税或税收筹划，与偷税、漏税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明知应该交而以各种手段不交或少交，为偷税；非主观设计或无意识之下发生的应交不交或少交，为漏税；按照法律规范把应交税额筹划至最低限度，为节税——偷税、漏税是违法的，节税却是合法的、正当的。应该说，一个法治化的社会，理应在有效打击偷税、纠正漏税的同时，也尊重和保护节税。客观上，这属于公平竞争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利于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与繁荣。

　　因此，在中国积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框架的新时代，关于税收筹划（节税）的系统化认识与相关实务知识的介绍，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客观需要。随着我国多层次复合税制的形成、发展，广大的纳税人（包括法人与自然人）势必、并已经越来越关心与自身权益相关的节税问题。

　　企业要做好税收筹划，就要特别注重研究政府税收优惠的规则、条款。一个良好税制，本身的特点是在动态的完善过程中寻求和坚持规范，所以，我国前些年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和越权减免，是必须改变的。但不论多么规范的税制，其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税收优惠。“吃透”这些优惠条款，从企业主观角度看，是在法制约束下充分利用税收筹划的政策资源，达到节税的目的；从经济运行的客观效果看，则正是政府运用税收杠杆引导企业，使他们按政策倾斜的方向实现政府的调控意图。

　　当然，从税收动态调整的过程看，也不排除企业利用税制变化的时间差、渐入或渐出安排等等，筹划并追求自己“低税负最优方案”的行为，前边所提到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税由“减半征收”到“暂停征收”的过程中某些企业的反应，就是一个实例。而且客观地说，还不能排除纳税人“钻空子”的行为——任何国家的税制发展中，都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不出可钻的“空子”。政府可以根据信息反馈，追踪市场和企业动态，以及堵住认为应当堵的“空子”，适时调整法规与政策规定，这也是提高政府调控、管理水平的课题中应有之义。在法制框架下，这样的税制动态发展过程，总体看仍不失为一种健康的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