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与量的战争》第一章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世界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

所有的意义重大的变革，都是要经过与“现有旧势力”的直接对抗才能产生的。这就是人们称之为“变革”的原因！——汤姆•彼得斯

面对危机的思考

一场大危机，来了一次重新洗牌，让太多太多的“楷模公司”和“明星老板”们（但他们喜欢别人称其为“企业家”）终于从梦中惊醒：原来还是坐在“麻将桌”旁，只不过这次的赢家不是他们了。这包括可怜如三鹿和它的“老大”田文华；悲壮如被踢出“蓝筹股”的昔日霸主通用汽车和花旗银行。什么土法“三聚氰胺”，什么洋法“金融衍生品”，无非都是一些牌场作弊的雕虫小技而已，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已经出局，春光不再。于是，人们对“成功”开始重新定义。因为大家看不到谁能够一直坐庄、手气顺畅、鸿运当头，反而更多地体现出“风水轮流转”的特色。

大师也沉默

当金融危机袭来时，西方发达国家的众多知名企业就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地应声倒下，甚至“破产”，这让人们的脑子里很自然地迸出那个著名且很有创意的词语——“纸老虎”。是啊！在全球经济滑向深渊的时刻，人们的脸上只能写着“失业”、“失落”和“失望”，而丝毫不见任何信心复原的迹象。那时候，只要随便翻翻报纸、看看电视就不会怀疑，这是一个空前“精神分裂”和“混乱不堪”的时代，以至于就连最热衷于倡导“热爱变化”和“驾驭混乱”（Thriving on Chaos）的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博士也不知该说些什么，除了不停地重复他的成名作和新作的书名：《追求卓越》和《重新想象》，似乎再听不到他的其他声音了。这是极其反常的！就连那位因写作《如果亚里士多德经营通用汽车》而名声大噪，近年来一直倡导“理念震撼世界”并不断敲打商界不要忘却对真善美的渴求的美国商业哲学家汤姆•莫里斯（Tom Morris），竟然也在我最需要倾听他评点华尔街的声音的时候，选择了沉默。这不由得使我倒抽了一口凉气。

实际上，如今的世界正应了当年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的情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远的房灾、股灾不说，刚刚过去不久的美国汽车企业排队“破产”、“IT大佬”微软和英特尔的大量裁员、全球成千上万家银行的倒闭就已经让人感到窒息，再加上在全球五大洲肆意蔓延的甲型H1N1流感，使得恐惧和焦虑的情绪与日俱增……就在全球都在苦苦挣扎、冥思苦想着Why的时候，人们惊喜地发现，有一线希望之光投射进来了，那就是中国经济复苏的光芒。

生病的根源是要在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去寻找的。与上次网络泡沫破灭的危机一样，在这次金融危机里，仍然是美国华人的损失最小。当然，中国更是呈现出消费回暖、信心回升，经济止跌缓升的“惊艳”之色。不过说“中国时代”已经来临还为时过早，因为我们同样是毛病多多、伤痕累累，只不过经济的后发优势和独特的思维模式让我们避免了一些致命的缺陷。因为我们和美国一样都属于迷恋“大”的，骨子里总是认为“大”才是好的，“大”才是强的，“大”才会有更多的话语权，似乎一切的评价都以规模化和数量化为标准，反之，则以“小”作为负面的、不光彩的评语，不仅对事如此，对人亦然！如此，必然会导致企业“华尔街病毒”程序的启动，拼命做“大”，以能够挤进“财富500大”排行榜为目标，甚至不惜造假做“大”，往GDP里“灌水”，搞形象工程，最后的结局自然可想而知！

我们没有质量基因吗？

美国还有另外一个传统——专业化分工，也被我们学得像模像样，从而使得各工种走向狭窄的技能专门化或固定化的发展模式。这对于中国自古形成的极其宝贵的传统——以发展全面技艺为基础的手工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伤害与摧残。而恰恰是这种美国所缺少的珍贵资源，在欧洲和日本却是基础深厚，并且成为了他们与美国竞争的“秘密武器”。而我们不仅首先自废了武功，同时还学到了美国的另一个派生出的“恶”传统——劳工即机器，自然也就是成本，一旦要提升利润，必然用三种方式来削减成本：裁员、业务外包和机械化。

美国道化学公司副总裁兼研发负责人斯奈德博士曾尖锐地指出：“质量革命——我们的基因里没有它。”听起来，这倒是像极了我们同胞的口吻。不过，比这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基因里有“革命”，却未必有“质量”。好在彼得斯博士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预言道：“今天和明天的取胜之道日趋明朗——质量和灵活性。”并因此给美国人开出了一副药方——通过高技术水平的员工达到高品质和灵活性。显然，他的信心是不足的，因为这些从来都不是美国人的传统。最令他担忧的是，这些可一直都是德国人和日本人的传统啊！此外，他提醒美国人不要得“健忘症”，千万不要忘记——当年德国人正是靠“精”（聚焦+执着）去打美国人的“多”（多元化+规模化）的，日本人则是用“小”（精细+快速）去搏美国人的“大”的，而且胜负早有定论。

有趣的是，我们这些彼得斯博士一直没有放在眼里的中国人，却恰恰成了他那药方的受益者和预言的显灵者。因为彼得斯博士对我们是有“盲区”的，他不知道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传统，那就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我们不仅秉承“君子不器”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光荣传统，而且还特别善于学先进、找差距，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很容易掀起一波波“比学赶帮超”的热潮。这也许就是美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而我们却能够得心应手的“关键竞争要素”吧！

当然，一定要趁着经济危机对人们的头脑产生冲击之后的清醒时刻，跳出三界外，掀翻“麻将桌”，回到原点，做足思想上和行动中返璞归真、去伪存真的功夫，同时，向美国人学习“创意”，向德国人学习“专心”，向英国人学习“标准”，向日本人学习“精益”，加上我们自己固有的灵活性和变通性（张扬其中创造性转化的功夫），如是，“方可近道也”。这就要求我们要擦亮眼睛、认清局势，在耳边时时播放提醒声——这可是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世界啊！

如果孔子来经营三鹿

2007年，我曾经应邀在CCTV经济频道，围绕“红心蛋与苏丹红”等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做过一档名为《明天我们还能吃什么？》的节目，也许是因为主题过于沉重的缘故，在节目现场，大家都显得比较严肃。尽管主持人一直在劝我要放松，我自己也尽量地调整情绪，以配合节目的氛围，但是，那种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压抑情绪却一直陪伴着我，无法摆脱。

虽然，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大，我也接到不少人打来的电话和发来的短信，但是我心中的那根弦却始终紧绷着，无法放松，并且在节目播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心都被这种郁闷的情绪缠绕着。这绝不是因为自己在节目中一些“遗憾的”表现，而是因为作为一名质量管理工作者，面对这种种不堪入目的食品安全状况对社会民生的恶劣影响，除了诉诸情感与道德谴责，我竟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能做些什么！

然而，在那个全球金融危机席卷而来的严冬里，居然又有一个叫做“三聚氰胺”的“病毒”再一次让我们悲愤而又无奈地发问——今天，我们还能吃什么？

今天我们还能吃什么？

美国著名的哲学教授汤姆•莫里斯(Tom Morris)，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看似奇怪而荒谬的命题——如果亚里士多德来经营通用汽车将会怎样？

这绝非戏谈，而是一个严肃的大问题！莫里斯教授说，“现在的人不见得比过去的人聪明。其实，先哲们早已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验与心得。倘若我们懂得运用古人的智慧，必定有助于迎接挑战、赢得未来！”

如此，我们也不妨效仿莫里斯教授，大胆地设想一下——如果孔子来经营三鹿公司将会怎样？

当然，这也不是盲目地效仿。作为分别代表着东西方文明的圣哲，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以“求真、爱美和为善”作为思考人性和把握组织价值的基石，从而可以为企业和经营管理者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帮助他们重新思考和认识商业活动的本质，回归事物的基本点或原点，从而，达成卓越的表现。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受哲学家规范的人，永远富足。”

为此，莫里斯教授认为，古代的哲人们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答案，只要我们将先哲们的思想善加利用，便可以给污染的办公室带来生机，再创企业精神，为我们的商业模式重新注入新的活力。只要持续运用这些最简单、最基本的概念与真理，作为日常行事的根本原则，我们终将发现，伟大的成就原来根源于单纯——这就是人生“成就感”的四大基石。

莫里斯教授说：“人生”成就感”就来源于人生幸福的“四大基本要素”——理性、感性、伦理和信仰。其表现形式分别为：智慧的、美感的、道德的和精神的；每一个要素又都有一个目标，成为人生成就感的基石：求真、爱美、为善以及合一。”

所以，对人的行为及其卓越表现的动因的探讨，可以使我们审视企业的商业行为，借以发掘维系组织取得成就的内在基础，从而真正深入地了解组织“卓越表现”的含义，创建企业获取成就感的基石。正如克劳士比所指出的那样：唯有先彻底地了解组织中最基本的要素——“人”的成就感的基础，才有可能进一步体会到，每一个人的满足是如何影响组织的业务互动和关系互动，又是如何促进组织的发展与长久繁荣的。

如果将上述各种基本的要素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就会得出三种“卓越”表现的模式——

第一种：“竞争求胜模式”——这种模式承袭了古希腊、古罗马和欧洲传统思想发展沿革的思维模式，倾向于鼓励人们满怀利己与敌对的心态去追求卓越的表现。正如著名作家爱默生所指出的：“萨克逊民族的孩子从小就被灌输立志争第一的观念，这就是我们的制度。而衡量人伟大与否的方法，就是要细数对手的懊悔、嫉妒与仇恨。”

显然，这种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存在许多行动上的盲点，比如，在现今的美国，球队抱持的竞争理念是“赢球不是一切，但是是唯一的事”；律师们过度重视输赢，却将伸张正义忘诸脑后；医生们也以竞争作为首要的目标，忽视了对病人的关心与照顾；甚至连大学老师也是如此！

第二种：“比较成长模式”——这是一种融合了儒家、道教、印度教和佛教等东方传统思想的智慧，注重自己的发展、成长和目的，而不用通过对手的竞争结果来评估自己的表现模式。所谓的“比较”，不是与其他人或组织比较，而是将自己的现在与过去相比较。这是一种不带竞争意味的比较，强调的不是超越他人的外在得意，而是超越自我的内在狂喜。这对于正确地引领一个组织追求卓越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其行动的盲区在于，有可能造成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潜在危机。许多企业推行的“持续改进计划”就属于此类模式。事实上，要想获得真正的成功，必须跳出狭隘的自我空间，以“完整性”视角统观企业的价值链，持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

第三种：“协力合伙模式”——这种模式是从美国金融服务业发展而来的，我们还可以在医疗保健制度和部分企业里找到它的踪影。该模式成立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互动关系。其表现方式既有积极的一面，如配合的关系，协力的关系；也有消极的一面，如作战式关系和竞争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协力就是与他人搭档，集聚众人的力量与智慧，彼此尽己所致、尽其所能。真正的卓越表现是与我们和相关利益者的关系、合作方式密不可分的。

换言之，协力模式并不只是追求卓越的一种方案，同时也是任何真正的成就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组织的卓越表现本质上就是协力互动的业务和关系的成功。

世界著名咨询机构普华永道公司在思考“在未来10年中，应该如何领导和管理我们的组织”这一问题时，曾经对全球约200家企业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了一个组织的“卓越表现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模型——其建立的基础就是那些取得卓越表现的企业所遵循的实证的逻辑：

对任何组织来说，卓越表现都来自于员工成功的业务和关系；

文化决定着他们的业务和关系的模式；

文化特性以及塑造文化的力量是能够清楚地识别出来的。

因此，要想重塑文化，管理者们必须正确地识别这些特征以及塑造这些特征的力量，并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它们施加影响。

如果说“卓越表现”是有形的话，那么，它是由无形的“文化”所决定的。但表面上无形的“文化要素”，实际上又每时每刻都在受到六股“塑造力量”——“领导者行为”、“绩效考评”、“人事惯例”、“愿景、目标和战略”、“组织结构”、“竞争环境”的影响。

所以，管理的逻辑正好反过来了——企业的卓越表现有赖于人们成功的业务和成功的关系。而成功的业务和成功的关系又要受到企业中六大“文化要素”——氛围、规范、符号、准则、价值观、信念的强烈影响。而通过六股“塑造力量”的有效运用，就可以改变企业的“文化要素”，从而成为“可信赖的组织”，打造出“永续成功的”基业！

是谁害死了“三鹿”？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三鹿事件”刚刚曝光的时刻，把围绕着它的各种利益集团的种种表现像放电影一样回顾一下。也许可以让我们从中多维度地检讨和省思这样一个大题目——如何提升质量的竞争力，打造“中国品质”？

那段日子，我的心情一直在随着CCTV和相关媒体对“三鹿事件”真相披露及其处理的报道而波动，不管是在飞机上、酒店里，亦或是在餐厅里和家里，很长一段时间，我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套用那句老话，真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啊！

下面是我当时写的博客，在这篇博文中，我不仅谈了“三鹿”将死于谁手的问题，更在试着思考“中国品质”全球逐鹿，将鹿死谁手？

闻听“三鹿”公司出事，初感震惊，继而愤怒，最后只有悲哀！原因何在？诸君恐怕不会忘却几年前举世聚焦的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事件吧？那一次，“三鹿”公司不仅成功地“金蝉脱壳”，而且还长期沉浸在被MBA们广泛学习的“经典”的危机公关事件的自豪之中。明眼人早已看清它必将遗留下来的后遗症——背后的树太大、遇事难起波澜，唯夜郎自大也！如果套用一句话，那就是——都是“搞定”惹的祸！凡事上面有人给撑着、出了事更有大伞给罩着，因此，成功是必然的，不成功

“搞定”它们，直到成功！

这种“搞定”式的公关活动，实质上就是“政府公关”，是小政府“搞定”大政府的运动，居然也能够成为MBA的经典案例，实在能够教给大家太多教材上学不到的东西——只可惜，它被包装成了正面教材，而非经验教训。难怪，我认识几个“500强”派驻京城的高管，他们居然专职做“政府公关”，满口都是“搞定他”。而且说起种种北京的乐趣和故事，竟然让我这个拥有中国最早的手写版海淀区身份证的人突然间变得如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以映衬出他们的那一张张“眉飞色舞”的脸。

可以说，他们的攻心之术分为三段：遇事首先要坚定地说：“No.我们是国家的……因此，绝不会……”；一旦难掩真相，就要用某些具有国家色彩的证明和测试报告“粉碎”各种“不怀好意的”攻击；最后，当纸没有包住火时，必须要用“国家专政”的威严把大家注意的焦点转移到“某些不法分子”身上，然后用“障眼法”大张旗鼓地报道，终于“破坏分子”被绳之以法，受害者拍手叫好——当然，真正的元凶依然逍遥法外，甚至可能在受害者的面前怡然自得地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呢！
如今风波再起，“三鹿”果真故计重施——这正是我在看完CCTV的报道之后感到震惊和悲哀的原因！诸君若有不信，自可百度或Google一下，看看整件事是否按照上面的逻辑在发展着。

可让我震惊的是，这种“掩耳盗铃”的伎俩居然可以做到CCTV《新闻联播》和国家质量检疫检验总局！因为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想到——即使奶源被不法分子投放了“三聚氰胺”，可作为一家行业的“巨头”，应该是有着严格的供应商资格认证、奶源检测、进料把关、过程控制等流程并具备其能力的；不法分子是不可能轻易地走进“绿色通道”的，除非……人们当然有理由质疑。这就好比你到菜场买菜，一些“不法分子”为了使隔夜菜显得新鲜，使用了一些化学用品，然后，你回到家里直接拿来生吃，吃坏了肚子，于是就去抓“不法分子”，等抓到他们了，肚子也就好了。

我写不下去了，确实不知道还要怎么写下去。然后，百度了一下，发现许多相关报道与评论。在一个名为“天之水”的博客里有一篇题为《真相：步步揭秘“三鹿”的弥天大谎》的博文引起我的兴趣，这篇博文采取新闻纪事的手法，按照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选取关键场景和人物进行曝光，很有说服力。如果文中所述的种种“真相”是事实的话，正好可以用来作为此文的某种佐证。读者诸君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寻来阅读。

我以为，以后再也不会有“三鹿”品牌了。此次三鹿必死！如果能得以死里逃生，那也将会是苟延残喘、生不如死；所以，还不如像个传说中的“燕赵汉子”般死去，然后为中国的商学院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不过，它何时死、如何死，都没有悬念，唯一的事情——是谁害死了它？这才是一个问题！咦，我也一下子被弄糊涂了。而且，我也不认为哈姆雷特更清楚！

是啊，“生存还是死亡”，这的确不是一个问题。被谁害死——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中国制造”到底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