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软件企业大都是通过系统集成获得第一桶金，但各方面都很薄弱。BPO是发展中国家软件企业壮大的机遇，它不仅为软件企业带来成长空间，更重要的是能够促使软件企业工程化、规划化，从而迅速提高企业乃至产业竞争力。BPO市场增长空间巨大，是块诱人的蛋糕。据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公司统计，自1999年以来，全球BPO市场的年增长率平均为23%，成为IT外包中增长最迅速的业务，2004年全球BPO服务市场总收入达到3000亿美元。IDC的报告则指出，BPO市场到2008年将增长到6825亿美元，混合年增长率为11%。

世界范围内的BPO市场刚刚度过导入期，本世纪前20年BPO将进入成长期，这段时间也将划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BPO产业规模和竞争实力。我国在拓展国际BPO业务时，除了要注意完备自身条件以外，必须避实就虚，针对不同市场制定不同的竞争策略。

完备国内BPO接包条件

BPO 业务能否成功至关重要的条件有：具备恰当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接入条件；政局稳定；政府的有力支持；充足的投资；备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技术劳力队伍；以及通晓客户使用的主要语言等。其他条件包括客户与服务供应商之间在文化和心态上协调一致等。在地理上接近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样能够使客户经常接触服务供应商。

为了争取到BPO服务，我国需要确保具备上述关键条件。企业和政府应当努力提供培训，以便达到提供BPO服务的要求。为了进入BPO行业，企业应当先从基本的、低风险服务开始，在积累了经验和技术之后，再转向提供较为复杂的服务。BPO服务供应商应当在互联网上建有网站，应当在客户所在国家设立办事处，并且逐步与全球主要外包公司建立伙伴关系，以便在这一行业中站稳脚跟。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当便利地提供恰当的电信基础设施和此种设施的利用手段，建立起支持作用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框架，并提供财政刺激手段，从而促进BPO服务的发展壮大。

从事BPO的人员来自各行各业。业内人士也许有大规模的流程经验，但往往缺乏对多客户管理的技能，他们必须具备这种能力以便在日常工作中以不同的方式为不同的客户服务。一些从事咨询的人员则往往缺乏运营经验，而IT人员又缺乏行业相关的流程经验。因此，BPO供应商必须从不同的来源集合各种人才及技能。

充分利用地理和文化优势开拓日、韩BPO市场

近几年来我国已在对日软件外包业务中具有相当竞争力，在对日软件外包业务方面，除青岛、大连、上海等城市外，全国其他城市也发展良好。在地域上，中国与日本、韩国相邻，在文化上，交往历史久远，中、日、韩在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人际交流等方面有大量的相似之处，这些都是意欲开拓日、韩市场的印度软件公司所不具备的。日本和韩国一直是拉动中国软件外包的源动力。因此，我国应首先站稳日、韩BPO市场。

在国际软件市场上，日本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软件产业与服务需求国。日本软件产业在金融、电信、交通管理、企业管理、电子政务等领域中有着丰富的解决方案与运行管理能力。同时，极具发展前途的嵌入式软件形成了日本数字化产品的核心竞争能力。近年来，日本软件BPO市场潜力巨大，日本软件企业对向海外外包软件开发持积极态度，但是出于语言、文化方面的原因，日本与印度等国家的委托合作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

日本安田计算机服务公司资产管理系统部部长江泽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安田公司的业务是将成套的企业版软件从MS-DOS版本改成WIN-DOWS，安田公司一直将软件开发委托给印度公司，由于安田公司员工完全不懂英语，因此在合作中公司要求印度开发人员使用日语。为了让印度人掌握日语，公司不得不邀请印度工程师来日进行语言培训。本来公司是出于降低开发成本才委托印度企业开发软件的，但由于赴日语言培训，印度人的用工成本并没有降低多少，而且虽然安田公司给印度人培训日语，但是语言和文件方面的交流还有障碍，因此安田公司想到了中国。

事实上，很多日本企业也像安田公司这样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巨大的软件人才资源和同属汉字圈的文化共通性。他们表示，中国近年来由于实施了软件产业振兴政策，软件产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展并受到了很多政策倾斜。而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环境也得到了改善。最重要的是，中国近年来在软件技术方面优秀的人才层出不穷，在中、日两地都可以工作，而且工资水平比日本低。因此，对日本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应该是中国。日本某些企业甚至表示，除了以编程为中心的低层次开发委托，今后更高层次的开发委托以及共同研究也可以成为中、日软件产业合作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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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的BPO

“中国制造”不可能被丢弃，但“世界办公室”的机会也不能被忽视，因为它很有可能对中国下一个10年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始于100多年前，当时大量的企业被新市场的远大前景所吸引而向海外拓展，这个阶段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其后随着投资和贸易壁垒的不断降低和市场全球化发展到极致，第二波浪潮在过去50年一直持续不断，跨国性的大企业纷纷在低薪资国家建立制造性工厂，开始了大规模的蓝领职位转移。上一个10年来，中国成为了这种转移的主要受益者。

而现在的第三波全球化浪潮则凭借互联网和电信技术的广泛普及，以大量服务性、知识性的白领职位转移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人们可以看到服务业正在发生着跟制造业相同的变化——由成本高的地方转移到生产成本低的地区。那么中国在下一个10年能否从中获得类似“中国制造”所带来的巨大收益?

在这种白领职务转移之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层次。首先是涉及服务性岗位及后台职能的BPO离岸外包业务的职位，比如企业把涉及数据输入、交易处理、实时客户支持、调研服务和分析等需要中低技能的业务外包出去，把这些偏向后勤和服务性的工作在更低成本的国家运作并且通过网络把其整合到自己的经营链条之中。这就是所谓的“世界办公室”。

而另一层则是需要相对高技能的职位，包括定制软件开发(IT外包)、开发设计、医药研究等。这类职位转移表现为大批开发及研究性机构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低成本国家。比如美国将软件定制开发外包到印度，或者跨国医药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进行药品测试工作。即所谓的“世界研发中心”。

两者都属于白领职位转移，但是后者对于人力资源的要求更高。显然，目前把BPO离岸外包业务作为中国把握第三波全球化的切入点看上去更加合理也更加现实。

尽管中国争夺“世界办公室”的底牌仍与10年前一样，主要依靠的还是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但和上一轮制造业浪潮的推进不同，这一次的最终结果有可能帮助中国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中谋求更高一级的位置。因为“世界办公室”区别于制造业转移的关键在于，BPO是涉及企业核心流程业务的，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学习，这对于提升整个中国企业群体的运营和管理能力都大有好处。

如果说过去我们从制造业兴起中学会了大规模制造的发展方式。那么将来，我们也完全有可能从ITES/BPO业务的实践中，逐渐学会全球主流企业商务运作的思维和方式。这是对一直试图融入全球化体系的中国企业是一个最好的学校。离岸服务外包并不是没有可能最终训练出一批具体商务运作人才，从而反哺中国自己的企业。

而对于中国经济来说，BPO外包活动可以算作一种商业价值链的向上推移。这种向上推移的关键意义是保持了中国的人力资本优势——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时候劳动力附加价值的上升，将可以保证中国的竞争优势，保证自己以人力资源作为催化剂在整个世界的链条中依旧处在关键位置。

大连市市长夏德仁在6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上一再强调:“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不仅是一个产业的问题，它其实是转变大连目前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产业结构、改善贸易条件的一件大事。”其实，这句话中的“大连”换成对“整个中国”也未尝不是如此。

谁也不能否认这股世界性的白领职位的大规模转移会引发新的世界性产业结构的调整。在这种调整之中，10年之后，中国能否还是获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