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与政府信息开放

来源: 互联网
2014/7/10 10:59:26
在中国,被保存下来的5EB数据分属媒体、互联网公司、政府部门以及电信企业、以及金融、教育、制造、服务业各部门部分,各占据5EB 的1/3。处于大数据时代,人们对知识资产大数据的价值评估提升,开始把数据称作新财富,其价值堪比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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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字: 大数据 政府信息
北京798一幢白色 建筑的二层,整齐摆放着数十排数据 服务器,这是中国最大的电信中立 互联网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世纪互联(29.42, -0.13, -0.44%)数据中心。这家公司目前管理超过1.4万个数据服务器,为超过2000家客户提供信息存储,包括百度(184.94, 2.64, 1.45%)、阿里巴巴(滚动资讯)、腾讯(122.4, 1.20, 0.99%, 实时行情)、360、京东(26.36, -0.11, -0.42%)、中央电视台等等。假设按照每台服务器存储数据位相同估算,世纪互联数据中心拥有的1.4万个数据服务器的信息存贮量为24拍(PB:Petabyte拍字节,1PB=1024TB)。
一个国家或者全球的数据拥有量的统计方法,是根据统计数据存贮中心(Data Center)服务器存储的数据总量。根据至顶-云技术第一门户数据中心发表的《2013:硬件重构与 软件定义》报告,中国现有保存下来的数据容量大约在5EB(Exabyte艾字节,1EB=1024PB)左右,目前有300万台以上的服务器运行;而全球目前运行的服务器总量超过5000万台,美国运行的服务器总体容量接近1000万台。虽然中国是互联网、计算机、手机使用人数的世界第一大国,但中国的服务器不及美国的1/3。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IDC(Internet Data Center)互联网数据中心存储报告分析,2010年中国新增数据量为250拍,日本为400拍,而欧洲为2000拍,北美主要是美国为3500拍(见图1)。
在中国,被保存下来的5EB数据分属媒体、互联网公司、政府部门以及电信企业、以及 金融教育、制造、服务业各部门部分,各占据5EB 的1/3。处于大数据时代,人们对知识资产大数据的价值评估提升,开始把数据称作新财富,其价值堪比石油。基于对数据商业机会以及决策支持进一步的理解,一场从未有过的跨越政商界限的掘金游戏在全球上演。
企业有理由守护企业的数据财富。互联网公司与电商花了大力气以及大价钱收集的数据,似乎有理由不向全社会无偿提供。以阿里淘宝为代表的电商们,基于后台强大的统计分析功能收集大量用户的行为特征,根据用户之前的购买行为、浏览行为、商品关联以及时间线预测,使用“猜你喜欢”向你推荐商品,这种关联规则的数据挖掘,使电商清晰地认识用户需求,时时追踪3.02亿的网上消费者。
目前取得的共识是,在所存储的数据中,中央政府各部门、地方政府以及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机构与企业所占据的1/3数据,是所有信息当中质量最高的,这是由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所决定的。如统计、税收、预算、土地、就业、空气质量、治安,乃至公共图书馆、道路状况等等。
纵观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公众,这是信息拥有与消费不平等的时代。国家、企业、个人三者扮演的角色与处境,自然人是获取信息能力最低也最不容易使用信息的“弱势群体”。事实上,公众成为互联网公司与电商时时跟踪的小白鼠,同时,他们无时无刻不向政府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从出生开始,各种登记纷至沓来,户口、学籍、婚姻到税收不一而足;此外,公民还有义务配合全国人口普查,故意不配合者,要受到《行政处罚法》的处罚。
普通公众在大数据时代除了在社交网络留下“垃圾信息制造者”(Spammers)的名声之外,我们还能获得需要的信息吗?人们是否有权利要求政府公开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数据呢?
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困境与异化
“政府信息公开像是一口大钟,要有人去撞它才会响。”这种政府与社会特定人群点对点的关系和一对一的回应,其交互成本非常高,正是由于获得政府公开信息的不易性,事实上压抑了人们对“知的需求”。
答案是肯定的。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普通公众向政府申请信息,被称为“信息公开”。这项条例具有打造透明政府的进步意义,不仅使政务公开有了法律依据,而且为公众获得知情权提供了法律保障。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从中央政府各部门到地方政府网站都设有“信息公开”专栏,并受理公众申请政府信息,也会不定期地公布《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公众真的能向政府要来你所需要的信息吗?
如今已经在山东省一家建筑公司工作的清华大学学生李燕,2011年在清华读硕士研究生,为做论文,曾向十三部委申请公开相关副部长的分工职责等信息(这13个部门没有主动公开上述信息),她的要求以各种理由被拒绝。为此,李燕把拒绝公开信息的国土资源部、教育部及科技部告上法庭。在法院等多方努力下,科技部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她“副部长分管部门、兼职状况及负责联系的单位”等信息,教育部、国土部也先后在其官方网站公开了副职信息。李燕最终撤回起诉书。李燕说:“政府信息公开像是一口大钟,要有人去撞它才会响。”
三年过去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向两政府部门申请信息公开,尝试“撞”一下政府信息公开这口“钟”。首先是国家统计局,记者5月27日在其门户网站申请信息公开,在“所需信息的内容描述”与“所需信息的用途”栏中,记者写道:希望得到“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财政预算预结算信息”,用于“新闻报道”。同一天在首都之窗-北京市政务门户网站,记者亦向北京市政府申请信息公开,受理机关为北京市信访办;所需的政府信息特征描述是:2013 年信访办接受来信来访的数量,以及来信来访前三位的分类状况。
自5月27日发出两份申请后,6月3日,记者首先接到国家统计局依申请公开受理部门的电话回访,核实记者的基本信息,并说要与相关司局沟通,之后给予答复。6月17日,记者收到国家统计局邮件,告知将延迟答复。邮件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我局应当自6月17日之前做出答复,现因无法按期答复,经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将延期答复,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
7月8日,发出两份申请的第30个工作日,也是统计局告知延期答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记者终于收到了署名为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管理中心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其中写道:“经查,你申请获取的信息属于公开范围。”告知书罗列了中央财政、投资安排的三部分经费,同时表示,地方政府也安排了必要的人口普查经费,但这属于地方政府的事权。如记者需要这方面的数据,建议直接向各省市区相关部门询问。
而北京市政府信访办则直到6月27日也一直没有任何回复,经电话沟通,对方回复说:没有收到申请,理由是可能在垃圾邮件内没有看到。
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为了获得一个信息或者一个数据,要走一套严格的程序,以及等待一个多月的漫长时间呢?这种政府与社会特定人群点对点的关系和一对一的回应,其交互成本非常高,正是由于获得政府公开信息的不易性,事实上压抑了人们对“知的需求”。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收集了国务院25个部委2013年申报信息公开件数,排除涉密的国家安全部和国防部外,收到申请信息公开件数上千件的只有国土资源部和环保部,分别是2258件与1076件,其余21个部委均在千件以下,不足百件的有12个部门,最少的是国家民委和文化部,全年只收到信息申请13和12件(见图2)。
国土资源部收到申请信息公开件名列第一并不奇怪,依据对省、市、县三级政府所收到的信息公开统计观察,规划与建设部门收到的信息公开申请量最大。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教授王敬波告诉记者,目前政府信息公开已经陷入异化的困境,申请信息公开正在成为信访的第二部门。
“一些长期信访户成为信息公开的主力军,其中多半都与拆迁有关。人们申请政府拆迁决定书、拆迁经费的拨付、领导的批示、会议纪要等等。当人们的信访诉求得不到回应时,转而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甚至有个别省份的人一次申请上千个信息,或者是几百个人聚集在一起申请信息公开,上访者把信息公开变成与政府斗智斗勇的手段了。也有人向政府申请历史信息,比如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的信息,等等,所申请信息范畴是现行制度体系框架内难以满足的。” 王敬波对记者说。
当政府正在迈向公共信息开放,前进于促进人民的知情权和实现人民监督权的路途上,却万万没有想到,一些人把满足知情权的政府公开信息,绑在了与利益诉求与保障的战车上。而信息公开并不承担利益诉求与个体的利益保障。这使原本刚刚上路的信息公开面临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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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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