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屁股”主义

　　听完之后，顿为这位领导的精明叫绝，但是总感觉有种郁闷在心胸中徘徊。时近，有看到许多谴责庸官、及一些稀奇古怪的官场行为的报道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官员的“屁股”主义在作怪。

　　“屁股”主义是指这么一群人，他们聪明、机智、有精力也有能力，但是为人做事的惟一出发点是：屁股所在的那个位置，那个权力。有利于让屁股舒服的事，比如升迁、获利，他们竭力而为之，而危及他们的屁股的，即使对社会、群众十分有利，也会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算计之、诬蔑之、打压之。至于对屁股是一种“中性”的事儿，这就要取决于他们是否高兴了。如果不高兴的话，一个芝麻大的小事也会拖个三四个月做完。总之，他们是个典型的“沽势主义者”，一切依据形势是否对其有利而决策。

　　“屁股”主义者的危害大矣，这是众所周知的。这儿就费笔墨一一描述，以免浪费读者的感情。然而，如何根除之，却是个让人十分头疼的事。似乎目前也没有好的良策。学识浅薄的我，也不可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由此，我不得不放弃对药方的追问，把思考的重心放在寻找病根上，然后在病根的基础力所能及地开出些药方。在我看来，屁股主义的养成，不是一夜间冒出来的，而是有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大致而言，有这么三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悠久的“酱缸文化”的遗毒使然。“酱缸文化”是柏杨先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糟粕面的经典总结，类似于鲁迅先生的“吃人”的礼教说。沉重的中国历史让“屁股”主义者深知“屁股”的重要性。有屁股就有位置，就有权力，就能为非作歹，享受荣华富贵；失去位置，不仅屁股、脑袋难保，甚至还危及妻子儿女。这种文化遗毒，虽然经过了百余年西方文化的冲击，但是它们却借助着“厚黑学”、古典历史剧等媒介复活了，乃至演变成今日的官场潜规则。

　　其次，“屁股”主义者心理阴暗，难以寻找到人生的光明。既然一切围绕屁股转，他们不得不揣摩人心、与“假想敌”勾心斗角、过着一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日日如此，也就养成了一种屁股文化：即表面风光无限，其实心灵疲惫不堪，并用刺激、物质享受、变态的行为代替早已失去的真、善、美，以释放积压的种种肮脏之气，借以体现他们眼中的人生价值。

　　再次，即使“屁股”主义者摆脱污泥，重新做人，过一种平淡、有味的生活，然而他所处的人际关系却不会轻易放过他。亲朋好友、同事、同窗等人会用威胁的、鼓励的、诱导等方式劝服他们保住这个屁股，从而他们也可以借着这个“屁股”得道升天，获得种种额外的收益。对此，“屁股”主义者常常长叹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得不在那个“屁股”氛围里做种种挣扎，直到最终被罚出局，或老去。

　　上述三种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它们构成了屁股主义生存的大环境。在这种环境下，要想出淤泥而不染，可谓难于上青天，除非远离权力，洁身自好，甘心被世人讥讽为“清高的书生”。

　　至于药方，被经常使用的有三种，一曰道德、二曰制度，三曰道德、制度一块上。这儿姑且套用之，看那个药方最有效。道德，历来被用作治疗各种疾病的最佳药方之一，似乎不管什么病，用一个道德教化、道德谴责就足够了。但是，它对于“屁股”主义者却是无效的。如果你不信，用道德教化屁股主义者，他们不仅不听，反而讥讽你“幼稚、肤浅”、“小学生思维”，继而也许会给你人生的种种经验教训。因为，他们早已识破了道德固有的软约束力，在他们那儿，道德就是他们欲望的心灵，就是一个攻击、教化别人的工具，就是涂鸦了各种文字的本本而已。

　　道德的疲软，也就只有用另外一个药方——制度了。该药方一直被一些评论家那来使用，慷慨陈词，颇赚了一些银子。我也难逃这个潮流，姑且提出几条建议，以满足评论写作所谓“建设性”的要求。但我只能从逻辑层面提出几条粗线条的意见。一是逐步实行民主选举制，若因种种原因，不能全面施行，可否在换届选举中多听听下属的意见，把“屁股”主义者从位置上清除出去；二是用制度消除“屁股”主义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感受到“放权”后的一身轻，而不是“人走茶凉”的凄凉；三是建议文化部门在做好“有字”教育的同时，多做“无字”教育，开拓人才的多方面的爱好兴趣，为其塑造良好的人生价值观，从而在根基上清除“酱缸”文化的遗毒。

　　另外一条经常被使用得药方是多“药”其下，犹如今天的一些医生一样，不管成本，有了小病，给你开出一大筐药单。这个建议，在编辑眼中看来，都是大而不用的废话，需要删除的。但在现实中，针对一个复杂的问题，确实多“药”其下，多手共抓的。因此，要治疗屁股主义，若不考虑成本，可尝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