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 高成本时代的价值引擎

中国制造进入高成本时代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支撑这种发展速度的动因除来自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城镇化、工业化等宏观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资源要素价格偏低，反应在微观经济层面就是企业的各项成本费用较低，制造企业可以以较低的资源要素成本进行竞争，并进而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市场分工。

中国制造一直沉浸在这场高速增长的盛宴中，直到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及其随后演化的欧美经济持续低迷将中国企业的发展问题揭示出来，中国制造似乎突然之间陷入了困境：外需低迷，内需不畅，资源要素价格上涨，税费、物流等成本压力凸显……

制造企业纷纷发现，多年以来赖以竞争的法宝——低成本优势正在或已然消失。国内制造企业出现了大范围的亏损经营甚至倒闭破产现象;外商投资企业关闭其在中国的加工工厂逐步并与国内代工厂终止合作，将产线和订单转向东南亚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客商由在中国采购产品的方式调整为在中国采购半成品回国组装;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正在发生着某种深刻的变化。

客观的看，这种变化不是临时存在，而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资源要素在回归其正常价格的过程中，必然出现而且会持续发生的变化，变化向中国企业昭示了这样的一个现实：中国制造已经进入了高成本时代。

高成本时代的内忧

高成本时代，企业可以显著感受到的成本上升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购置及租用成本、原料成本、竞争成本等，推动这些成本上升的因素各不相同但却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持续发挥作用：

1、劳动力成本上升：

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查显示，相对于中国内地，去年越南工厂工人的平均月薪约为136美元，印度尼西亚约为129美元，而中国工人已经达到413美元，是越南和印尼的二倍以上;而法国外贸银行的研究预测，中国的劳工成本将在四年里赶上美国，五年里将赶上欧元区国家，七年里赶上日本，着眼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将优势不再。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主要来自人口红利消失、就业观念变化以及工资收入增长等几个主要因素。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全社会适龄劳动力的减少、人力资源的稀缺和更高的收入以承担不断提高的抚养比;而现有中西部劳动力人口家乡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拆迁补偿、务工和贸易机会增多以及新生代劳动力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都深刻的改变着劳动力人口的就业观念，简单劳动和低收入岗位被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人口所摒弃;而随着社会和市场对“人”的价值认知的调整，劳动力收入的绝对值也在不断增长，最近三年制造企业工人工资水平以每年20%-30%的平均速度增长，已经远高于企业所能承受的限度。

2、土地购置及租用成本上升

由于房地产行业跨越式发展和大规模基建投资的影响，中国土地要素价格快速增长，企业办公和生产所涉及的土地、厂房购置及租用费用水涨船高。

3、原材料成本上升

源于“金砖”等新兴国家旺盛的需求拉动，全球范围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2011年世界初级原材料价格指数与2010年相比上涨26.1%，今年一季度较去年上涨26.3%;另一方面在全球原材料价格上升的大环境中，中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剧了原材料成本上升的态势;尽管世界经济的低迷导致原材料价格有所下调，但是整体来看，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仍可能保持增长的走势。

4、竞争成本上升

内外部市场需求的疲软加剧了市场竞争，促使企业将更多的成本投入到创造需求和获取订单上来，客观上导致了企业竞争成本的上升。

高成本时代的外患

高成本时代，中国制造面对的不仅是“高”之痛，还将面临由此引发的外部环境变化的巨大压力：

中国制造的技术竞争力、品牌竞争力依然较弱，随着成本增高，在全球产业转移的梯度层次中，中国一些低技术附加值、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步向低成本国家转移;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过经济危机认识到了制造业的重要性，正在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再工业化”;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受到发达国家和低成本国家的双重挤压。

另外，机器人、人工智能、3D印制等世界范围内的技术进步正在彻底改变传统制造业的业态，但是高额的研发费用及先进制造设施投资对于缺少积累、利润微薄而各项成本不断攀升的中国企业来讲难以企及。一旦这些技术在制造业实现大规模的经济应用，将对中国制造产生难以估量的冲击。

而这一切的到来近在咫尺。

高成本时代的应对之道

未来留给中国制造企业的时间并不充分，如何在有限的窗口期内迅速完成自我调整、重塑竞争优势，成为摆在中国制造企业面前一道无法回避的难题。

答案就在于：软实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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