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与鲁冠球：一样担忧两种心境

    有两位“互不相干”的浙江老乡较劲较到了人民大会堂———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与万向掌门人鲁冠球。在今年两会上，这两位同为62岁的花甲老将，对外资并购的看法针锋相对。

       宗老先生为一些行业龙头、骨干企业被外资吞并或控股而忧心忡忡，厉声建议严格审查与限制外资恶意或垄断性并购，而鲁老先生则潇洒得多：“如果自身实力不够，那就被收购嘛”，对潮涌的外资设限或打压无济于事，应该靠双方的“融合”来实现“双赢”。

　　鲁冠球之所以如此“嚣张”，一方面是因为他财大气粗，2006年万向营收逾300亿元，创造了自1969年以来连续150个月无亏损的纪录（娃哈哈同期的营收为187亿元）。更重要的是，万向本身更是“外资”———万向营销网络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今年3月初，万向已收购了18家海外企业，如今更是向“中国万向控股”之投资公司方向发展，据传它将收购福持汽车的零部件业务。

　　娃哈哈业务主要在国内，出口额度很少，也曾想着腾点“闲钱”在国内搞大手笔的投资，但总难遂心。比如宗庆后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能源梦想：如果尝试进入石油等能源领域，“10年后娃哈哈的销售额也许就是1000亿”。然而就在3月初，娃哈哈放弃了向石油领域扩张的计划。

　　胎死腹中或不足惜。令宗庆后压抑的是，娃哈哈受外资挤兑之势越来越严峻。去年年底，法国达能与蒙牛乳业成立合资公司，引得大摩、英联和高盛联合注资并购太子奶，今年2月23日，达能又宣布在汇源果汁IPO时行使优先认购权，增持后者股份至24.32%。

　　鲁冠球的“得意”，还在于他是“顺势而为”，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鲁冠球的快感溢于言表：“我们走出去配置中国的资源，所以（政府）鼓励我们走出去”。诚如斯言，现在浙江、广东等地大力鼓励民企到海外掘金，商务部在不久前更是宣布对开拓海外市场的中小企业以无偿资助；而宗庆后建议对外资并购设限，虽亦是“大势”，但此大势非彼大势也。

　　商务部等部委虽对外资大有严查厉限之意，但实际操作难以给人以肯定的预期。薄熙来部长最近对外资的表态就很微妙———明言外资并购是“一个重要方式，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地方政府态度也有所转变。去年苏泊尔并购案发生时，浙江省政府表示高度关注，省发改委对外资并购发出预警，而今年两会期间，浙江副省长金德水话峰一转称：“外资并购属市场行为，浙江省政府不会干预”。

　　这话无疑会使宗庆后“难过”，不过事实是，外资绝非一纸协议或三条五条政策就能限得住的。凯雷与徐工3月16日签定了协议，虽然凯雷最终妥协，并让出了控股权，但与其认为凯雷是在“屈膝”，不如说它是在施展迂回战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至于房地产市场上限外令“越限越松”已是尽人皆知：截至2月，大摩、美林国际等私蓦基金对中国房地产的投资额已达42亿元！

　　宗庆后的第二点担心更在于，如果将来有一天娃哈哈招架不住达能等外资力量的攻势，自身的利益是否能得到切实保障？从1987年至今整个20年的操劳能否至少“收支平衡”？这便涉及娃哈哈的股权结构。宗庆后在娃哈哈集团中扮演了三个角色：国资背景的职业经理人、民资背景的企业家、合资背景的公司高管。这种复杂而特殊的股权结构至少牵涉到了杭州市政府、娃哈哈、法国达能三方主体。健力宝的宿命会不会在娃哈哈上演？

　　浙江民营企业家子女接班问题为各界所关注。鲁冠球已将儿子鲁伟鼎扶上了总经理与CEO的宝座。而“宗庆后将传位其女宗馥莉”的消息被媒体炒了一轮又一轮，可宗庆后将25岁的女儿宗馥莉推到前台掌管娃哈哈旗下日化、童装等多家分公司后，却对接班一事三缄其口。在我看来，这或许是宗庆后先声夺人、欲擒故纵的策略。

　　其实鲁氏父子也未必真有那么潇洒。去年12月18日，得知美国德尔司公司决定将其72%股权出售给美国一家私人投资集团时，被鲁冠球称为万向开拓海外市场一次“最好的机会”随之转身。坊间更是传言万向集团在北美业务已陷入巨亏，鲁伟鼎对此讳莫如深。在国内，万向在整合产业链时，屡遭竞争对手狙击。最“疼痛”的一次莫过于2004年德隆系崩盘时，万向集团眼看重组湘火炬成功就在眼前，却被潍柴动力这一同国企分拆出来的上市公司横刀夺爱。

　　可以说，宗庆后与鲁冠球的欢笑与痛楚，是当下中国经济转轨乐谱上两个最为鲜活的代表性音符。宗庆后在为股权结构复杂的娃哈哈前途担忧，而鲁冠球反对“限外”，与其说源于对目前中国经济转轨有着“清醒”的现实认识，不如说他更是在给万向这一有千般雄心却屡屡碰壁的“并购大鳄”打气。

　　从这一角度看，宗鲁二位老将虽然分别站在并购大桥的两端，心境亦不同，但他们却为“同道中人”，不同言语与行动，映射的都是民企对将来变革及命运的忧虑。国企与外资在市场资源及游戏博弈中的竞争地位与收益越来越高，2006年共有54家海外私募基金在中国内地设立了办事处；去年年底，国资委明确声称将加强对装备制造、汽车、科技等行业的控制力度。中国现在落地的改革策略，正演进为以培育一批国有背景的大型企业集团和加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地位为主（以求与外资搞制衡），而以发展民营经济为辅。

　　有数据表明，自2002年以来，我国民企平均利润率逐年下降，亏损企业数量连年上升。有必要提及的是，美国及德国最近都出台系列新政策，限制外资并购交易，其中德国财政部的一项做法是，提高收购亏损企业时税收减免的标准，此举旨在保护本国中小企业的利益。想必宗庆后、鲁冠球都会为此郁闷，前者为本土企业得到呵护太少而叹息，后者担忧将来在德国的并购受阻。

　　经济学家吴敬琏3年前在上海一次论坛上语出惊人：“（中国）发生金融危机不是幻象，而是现实危险”，他指的是国企在产业及证券市场上得尽天时地利人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给中国经济埋下了重大隐患，于是他呼吁，“对外开放前，先对内开放”。三年来，徐滇庆、尹明善等学界及企业界人士频频为民企融资而呼喊，但现实的改良与改进又是何等艰难。

　　基于对企业及自身未来命运的忧虑，以宗庆后与鲁冠球为代表的浙商，胆子虽大，但同时愈加谨小慎微。娃哈哈集团事无巨细，宗庆后都会过问一二；近些年万向投资部提交给鲁冠球的投资计划书，通过几率微乎其微，甚至一些鲁伟鼎认为很成熟的项目，也被老爷子在最后一秒否决。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自造了一个概念———乌龟型企业家———有一张坚硬的外壳，经受过频繁敲打，“有的壳被敲瘪了，有的乌龟被敲晕了，过了一会又醒过来了，有的壳很硬，重锤也敲不碎它……”饱经沧桑的宗庆后与鲁冠球的“壳”，显然再重锤也敲不碎，只是不知道，在这一次暴风骤雨、形式与内容不尽相同的经济转轨中，一旦他们被敲“晕”了，还能不能醒过来，醒过来之后，会不会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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