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化品监管须有“法律＋大数据”思维

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为特大型城市危险化学品监管带来严峻的警示。危化品是一把双刃剑，它切断了贫困之锁，但也可能割开灾难之门。灾难是一本教科书，她再一次告诉我们，没有人永不犯错，科学的法则与严明的执法，才是解决问题的王道。

危化品监管一直是特大型城市的一块“心病”。过往的全国经验表明，传统的“人盯人”式监管，往往产生“猫抓老鼠”般的尴尬。有些地方面对数千家企业，数百种危化品的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等多环节的风险点，以传统方式进行监管，往往会力不从心。

监管力量同需求间存在巨大错位的情况下，饱受诟病的选择性执法与运动式监管其实也是无奈之举。但技术变革推动着监管创新。在这个移动互联时代，构建一套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全新监管体系，通过破除种种信息壁垒来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效能，不仅可能，而且势在必行。

在这一过程中，法治绝不可缺席。上海曾于2005年颁行《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在危化品监管方面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然而，十年之间，事易时移，法律修订已成当务之需;修法所体现的，也应当是监管思路的转变。

一方面，危化品监管应当从注重危化品的物理集中，转向更为注重危化品的信息集中。危化品的物理集中，对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减少风险点的分布，确有其积极意义。但如管控不力，也容易诱发风险传导与扩散。因此，比物理空间更重要的，是明确规划选址的安全标准。而不管风险源如何分布，了解真实的信息，让监管者知道具体的风险点和风险流向，远远比将风险源进行物理固化更为重要。毕竟，随着危化品的销售与运输，其风险流动不居。

另一方面，危化品监管方式应从注重危化品经营许可证的核发，转向更为注重全面动态的电子信息监管平台的构建。此前，经营危化品固然需要获得许可，但一纸许可证并非确保安全无虞的不二法门，审批之后的精细化监管与精准式执法方为正道。在这方面，信息的全面与及时是根本保障。

在目前的监管格局下，危化品在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不同环节，除企业承担主体责任外，由安监、交通、公安等部门分别承担监管职责，这些主体对信息报备的宽严尺度不一。这样的宽严不一，以及各监管部门、企业主体间存在的种种信息壁垒，大大影响了监管效能，甚至可能导致事故发生后的追索无门。这方面，法律法规应当强制性要求各地建立统一的危化品电子信息监管平台，并责令相关企业及监管部门将信息输入该平台，从而形成危化品信息监管的闭环，为精准式执法提供基础。对于拒绝输入信息的企业，可以纳入诚信系统，加大现场检查频度，并将该信息提供给银行、海关、检验检疫等部门，提升其经营成本，从而形成激励相容、悖信受惩的良性循环。

此外，国家层面需要确定统一严格的监管标准，以避免各地标准不一带来的监管套利。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各地信息分割，监管标准宽严不一，极易诱发监管套利行为。采取高标准的区域，有可能丧失竞争优势，在劣币驱除良币之下，久而久之，将会形成竞相降低监管标准的态势。举例而言，由于危化品的运输对车辆及驾驶员均有特殊要求，上海为确保安全，司机在装车、运输、卸货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用手机发送信息，以确保人车合一，外地车辆运输危化品进出上海，也须严格执行这一要求。危化品不是普通的商品，为了维护公共安全，不宜在监管领域引入区域制度竞争，应该实行同一标准。全国统一监管标准，避免形成规则洼地，具有强烈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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