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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崛起的深层法则

作者:mary.chen
2007/6/5 9:20:13
本文关键字: 战略分析 市场与竞争
最近一部纪录片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多方角度,深刻挖掘了近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的大国之路。据说这部纪录片的背景是国家领导人几年前的一个研讨课题,对于一个领先了两千多年、但近代饱受欺凌而今又迫切希望重新迈入世界强国之林的国家来说,的确有太多值得深思和反省的地方。同样的,大国崛起之道与企业崛起之道,是异曲同工的,落后的企业、小企业如何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 不可否认,技术革命是企业进步的发动机。

  三百年前,康熙皇帝正在用他的文治武功,开辟一个新王朝的辉煌。此时的英国,正在孕育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后世称之为“工业革命”。

  这一时期,诞生了很多科学巨匠,牛顿就是其中之一,西方人形容他给人类带来从未有过的自信,曾经匍匐在上帝脚下的人类,终于大胆地抬起头来,开始用自己理性的眼光打量世界。

  有人说,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工业革命让英国迅速成为一个现代强国。

  1945年9月6日,在二战刚刚结束、日本正式投降后的第四天,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提出了“21点战后复兴计划”,明确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认为美国要衰落了。他们看到美国钢铁工业和重工业的衰落,说美国要完蛋了。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美国在新兴的信息技术企业中的激烈竞争。所以美国实质上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信息革命是处于领导地位的。”

  中国错过了前两次的技术革命,但还算幸运,赶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信息技术革命,可以说,如果企业不能把握这次机遇,仍然不能成为强者中的强者。

二、 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机制是优秀企业的根基。

  西方的民主与法制思想是西方国家富国强兵的根本原因,同样的,西方众多的跨国公司最值得骄傲的就是他们的管理制度。很多国内企业的老板是依靠各种关系维系公司的发展,这样的企业缺乏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机制,是不可能发展壮大的。中国企业要走出国门或者成为一流的企业,首先必须要深刻检讨自己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机制。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诞生了,这不是一本简单的书,他奠定了西方经济发展的根本思想。它可以看作是一台特殊的发动机,一台思想的发动机,它将为人类财富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正是它使得工业化不再停留于发明机器和制造产品的阶段,而真正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意义。同样的,对于企业来说,建立适合行业特点和具有企业特色管理思想和管理文化,是企业家需要深刻思索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张瑞敏的“人单合一、流程化管理”、通用电器的6西格玛等管理思想,正是他们快速发展的基础。

  1215年6月15日,当时的应该国王约翰王,不得不同意与25位贵族代表举行谈判。那是一场艰难的谈判,刀光剑影下,贵族代表与国王进行了整整四天的交锋和妥协,最后,《大宪章》--这份和平停战宣言终于签署了。英国的历代君主,不断地将《大宪章》稍加修正后继续颁布。几个世纪下来,《大宪章》前前后后总共颁布超过了40次。尽管在很多时候,《大宪章》并不被大多数英国人明确感知,但是,这种长期的重申和普及,却积累起深厚的传统力量,将契约和法制的基本精神,注入到英国人的思想根基。

  中国人不喜欢按规矩办事,老板和员工都比较随便,没有契约精神,这其实也损害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另外一个方面,缺乏完善的激励机制也是中国企业不能走向卓越的重要原因。

  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对英国发展影响深远,直到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这个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的国家,依然将科技创新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在全球高新产品生产国中位列第四。

  而250年前,英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奖励,使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一种对新技术、新发明的狂热崇拜之中。一本英国刊物称,“工程技术的贡献大于战争和外交;它的贡献大于教堂和大学;它的贡献大于抽象的哲学和文学;在改变社会方面,它的贡献大于我们法律所作的贡献”。

  而反观我们的国家和企业,对于知识的尊重和保护又做到什么地步呢?学术界抄袭成风,知识越来越被功利化、世俗化,这样下去,我们的发展后劲在哪里?

 三、 精神与信仰将是决定企业的持续发展。

  西方文化对知识的尊重和信仰,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西方文化里那种执着、认真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反思。

  1727年,牛顿去世。英国以隆重的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里一向是王公贵族的墓地,牛顿成为第一个安息在此的科学家。出殡的那天,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涌向街头为他送行;抬棺椁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在教堂合唱的哀歌中,王公贵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学士们一起向这位科学巨人告别。

  《国富论》出版12年后的一天,亚当•斯密,应邀去一位公爵家里做客。客厅里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贾,几乎掌握了英国经济的全部命脉,英国当时的政府首相皮特先生也在其中。当斯密下了马车,步入客厅时,原本散坐四处、谈笑风生的绅士们,立即停止了话题,大家把眼光都投向了斯密,并纷纷站起向他致意,斯密不好意思地说:“先生们,请坐。”这时候,已经站在斯密身边的首相皮特认真地说道:“博士,您不坐,我们是不会坐下的,哪里有学生不为老师让座的呢?”。

  1955年,一位名叫盛田昭夫的日本商人来到美国拓展市场。美国一家大公司决定向他订购10万台小型收音机,条件是必须换上美国公司的商标出售。10万台的订单对于刚刚起步的商人来说是个极大的诱惑。但盛田昭夫却坚持使用自己的商标,放弃了这宗生意。因为他看重的不是一笔买卖,而是公司的品牌。盛田昭夫所坚持的品牌就是今天的“索尼”。

  没有人知道,如果不是盛田昭夫的坚持,索尼的命运会怎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日本在战后崛起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正是靠了一批像索尼这样一批有民族责任感的跨国公司。

  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对民族崛起的渴望,对民主与法制的坚决维护,这些就是大企业的崛起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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