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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如何立法保护用户隐私

来源：互联网

2014/9/18 13:59:49

大中小

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近年来得到迅猛发展。一些互联网企业、电信运营商纷纷推出了大数据发展战略，有关政策法规特别是涉及用户隐私的法律问题的研究成了大数据发展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然而，这里有许多问题尚存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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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字：大数据用户隐私

有争议的隐私法律问题

实名制—有作用吗？大规模泄露用户隐私谁负责？

实施网络用户身份实名制（包括电话实名制和网络登录实名制）的初衷是防止犯罪（如恐怖袭击）和网络匿名诽谤。韩国是第一个推行实名制且推行得最彻底的国家，但因大规模用户隐私暴露，韩国政府终于退让，改为限制网站收集和登记用户身份证行为。

国际上的争议是：网络实名制对解决其初衷问题似乎作用不大，却反而抑制了网络的使用。如首尔大学的研究表明，诽谤跟帖数量从实名制实施前的13.9%仅下降到了后来的12.2%。而网络论坛平均参与者从2500余人锐减到不到800人。网络实名制让更多的人在网上选择沉默。但是，即便沉默，个人信息依然有被窃取的可能。

关于数据最长保存时间—运营商的数据就是其资产吗？

在大数据时代，一般认为，数据即资产。然而部分互联网企业遭遇的案例，对该想法构成了挑战：2009年，欧盟数据保护工作组分别致信谷歌、微软和雅虎三大搜索巨头，认为搜索引擎服务商保护用户搜索记录时间超过6个月的理由并不成立，因此要求这三大搜索引擎商必须缩短用户搜索信息的保留时间。目前，中国一般是规定用户数据（如通话详单）的最短保存时间，或许将来还会规定最长保存时间。

用户信息的二次利用问题—是告知与许可？还是让信息使用者承担责任？

“告知与许可原则”面临着挑战。由于大数据的价值越来越多地源于用户数据的二次（及以上）利用。这就有可能颠覆目前通行的“告知与许可原则”，即信息收集者必须事先告知用户其数据的用途。有些数据开发如要征得用户同意，在技术、人力、财力、时间（包括及时性和耗时）及商业保密考虑上，实际都是不可能的。

尽管在很多场合，信息运营商预先提供了格式的隐私保护声明，让用户选择“同意”或“不同意”。但用户实际上并不去仔细阅读这些烦琐的法律文件，而选择信任有信誉和品牌的信息运营商。因此，可能的替代规则是：让信息使用者自己承担责任。因为他们自己最容易把握其风险和收益。

大数据时代匿名原则失效了吗？

匿名使用原则是一般的原则，但其有失效的例子。2006年8月，美国在线（AOL）公布了大量的旧搜索数据以供社会研究。这些数据被作了精心的匿名化即用户姓名和地址等个人信息都采用特殊的数字符号代替。尽管如此，《纽约时报》还是在几天之内通过对搜索记录综合分析后，发现数据库中的“4 417 749号”代表的是佐治亚州利尔本的一位62岁寡妇塞尔玛·阿诺德。由此引起了公愤，导致美国在线的首席技术官和另外两名员工被开除。由此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网络时代，匿名化（或单纯隐藏）对大数据可能是无效的。

个人动机与预测分析—人需要为其行为倾向负责吗？

由于大数据最重要的应用是预测，故未来可能单凭人的犯罪动机，就可以实施对其逮捕。相似的原理也适用于政府管理社会和企业管理员工的重大决策。因此，必须拓宽对公正的理解，保护个人动机，以维护人们选择自我行为的自由意志，即个人可以并应该为他们的实际行为而非行为倾向负责。就像目前我们为程序公正所作的努力一样。

隐私权的可克减性原则—隐私保护与公共利益如何权衡？

隐私权的可克减性是指与生命权、健康权等不同，隐私权利应在一定情况下受到限制，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暂时停止权利人行使权利，或者在其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时，优先保护其他权利。

在一些涉及公共卫生（如流行病）的个人隐私的统计、搜集方面，人们比较能达成一致。但涉及诸如国家安全之类问题时（例如美国斯诺登“棱镜”项目），争议就比较大了。

一般认为，公众人物（如明星、官员）的隐私权应该小一些。

总之，在大数据时代，用户隐私保护必须得到切实加强，但也应研究修改、设定相关政策法律，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责编：李玉琴